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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一出生，就被放置在长期竞争的环境中。直白一点说，这些父母希望孩子获得知识的目的是为了“赢在起跑线”，接受优质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起码不能跌落至比自己父母还低的阶层，最好还可以实现阶层的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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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阶级分层的一面放大镜

文 | 严飞

前不久，有两篇刷爆朋友圈的文章，光看题目《海淀家长不配有梦想》、《海淀家长对不起，顺义妈妈的生活才叫做“不配有梦想”》，就可以看出面对教育时候，家长们对孩子的期待不相同，但焦虑是一致的。

海淀妈妈代表着高知群体，在“给娃打鸡血”（简称“鸡娃”）的路上，主要拼的是智力和学区房。他们的资产没办法媲美富有的顺义家长，手头的财富可能刚好搞定一套海淀的学区房，但有了学区房并不意味着拥有一切，那只是前奏，他们需要冲锋陷阵，和海淀的高校教师、IT工程师等等高知群体的孩子们一起对决。

而后者顺义妈妈，是有别于海淀家长的另一个“鸡娃”群体。他们的目标不是清北，而是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英美名校，他们的竞争对手是放眼全球的精英孩子。

如果说“学而思”是海淀孩子的标配，那么，国际学校、欧美夏令营、NASA体验营、高尔夫球、马术训练……看起来普通人家一辈子都摸不到门槛的高大上学习路径就是顺义娃的日常。

其实，从两者不同的“鸡娃”道路和目标来看，背后代表着不同阶层家长的诉求和目的。

而教育，则在阶级分层中扮演着一面放大镜的作用。

教育的目的，

变成了避免阶层跌落的手段

海淀妈妈代表着中产，他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在北京获得一席之地，已经是很多人眼中的“人生赢家”；而顺义妈妈代表着更加精英的阶层，他们较前者有着更强大的人脉网络、更自由的财富支配能力，对孩子的培养也有着更高的眼光和期待。他们卯着世界级名校上，一分钟也不敢松懈，希望孩子的未来继续保持着精英圈层的本色。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本前段时间讨论很多的书，这本书名字就叫《我是一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

作者：[美]薇妮斯蒂·马丁（Wednesday Martin）

译者：许恬宁，中信出版集团

单从书名上看，很容易以为是一本摆放在机场书店的不入流书，但实际上，这本书的作者是耶鲁大学的人类学博士，书里主要描述了作者作为一名纽约妈妈，在育儿过程中如何融入纽约精英社会的文化冲突。

作者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家庭，住在纽约的西区，像“海淀妈妈”一样，有自己固定的中产生活方式。但是当孩子到了幼儿园的年龄，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带着孩子和老公举家搬到了纽约的上东区——也就是纽约贵族精英们聚集的地区，把自己打造成了类似于“顺义妈妈”的“上东妈妈”，生活方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这其中的第一步，就是要买一只象征身份门槛的铂金包。同时，还要像其他的“上东妈妈”们一样，对于自我、甚至对于智慧和外在美，都时时保持着热烈的追求与强大的自律，开始精致美容、塑身健美、高贵社交……可以说，她彻头彻尾地陷入了“精英育儿战争”之中。

看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深有感触。美国作为先富起来的工业化国家，消费主义至上、效率至上，阶层意识也比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强烈很多。

对比中美之间的教育现状，不难发现两国家长的焦虑有异曲同工之处。

无论是海淀、顺义家长，还是纽约上东区的家长，都是孩子一出生，就把他们放在长期竞争的环境中，直白一点说，他们希望孩子获得知识的目的是为了赢在起跑线，接受优质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起码不能跌落至比自己父母还低的阶层，最好是可以实现阶层的跃升。

如果说教育是不同阶层的一面放大镜，那么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怎么看待今天教育和阶层之间的关系？

寒门再难出贵子

我在清华大学教书，在大家的印象中，可能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学霸都是“人生赢家”，象牙塔中的他们，应该没有什么烦恼了吧。但事实上，这些学霸对于人生迷茫的不在少数，有些学生常跑来和我说，认为“自己不够好”，自我价值感匮乏。

我接触到形形色色、各种家庭背景的学生，有从偏远农村、小县城来的学生，他们到了北京、到了清华后才发现自己和大城市的孩子，和北京四中、人大附中毕业的学生“不一样”。这里的不一样可能是包含了见识、家境、教育背景、对于未来人生的梦想与期待等等。

而在信息化时代，有时候并不是依靠拼命学习，就可以在短期里弥补因为家庭背景的差距而造成的落差。

有意思的是，2017年北京高考的文科状元，一个18岁的高中毕业生，就说了这样一番话，“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像我这种，属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衣食无忧，家长也都是知识分子。而且还生在北京这种大城市，所以在教育资源上享受到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很多外地孩子或农村孩子所完全享受不到的。这种东西决定了我在学习的时候，确实是能比他们走很多捷径。”

2017年北京文科高考状元的“阶层论”曾引发热议

这番听起来真实得有些让人心头一颤的话，被很多网友评论为是大实话。

一个青涩的18岁少年，就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是属于“中产阶级”家庭，有着如此明确而肯定的“中产阶级”意识，知道自己可以享有更多的教育资源。

为什么来自“中产阶级”的孩子，就可以天然享受到优渥的教育条件，而出身贫寒的孩子，却越来越难接受到平等的教育？并且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几年，也许你经常听到和阶级或者阶层的各种说法，比如“阶层跨越”、“阶层固化”、“阶层流动”。要了解“阶层”到底是什么？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会产生什么样的自我认知？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就有必要追根溯源，理解马克思理论中（卡尔·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是社会学里探究阶级不平等的最早理论），关于阶级的定义，以及有关阶级的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阶级对立”逐渐消失，“社会分层”可能越加显著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阶级（class）占据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

实际上，阶级本身是一个中性词。在马克思的时代，“阶级”是一个用以观察、描述社会与经济行为的新兴工具，并没有被赋予今天那么多复杂的色彩和含义。

在马克思看来，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阶级的形成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紧密相联系，是由人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所决定的。

具体而言，阶级指的是人类生产分工中所出现的垂直化分。

一个人介入生产活动的方式决定了他/她的“阶级”，而阶级反过来也影响着一个人看待生产活动的角度。

所以说，不同阶级的人对分工的生产程序以及分工的生产成果的看法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

人在生产关系的体系中处在什么位置，便会站在这个角度思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站在自己的角度提出对整套生产关系的主张，这就是“阶级”带来的“阶级意识”。

从“阶级”和“阶级意识”来看，不同阶级的人会对生产活动持有不同的利益主张，两者无法跨越彼此的阶级立场，找出统一的利益主张或运作模式。

马克思认为，仅当人们意识到他们和别的阶级的矛盾时，一个阶级才会真实地存在。当人们意识到这种矛盾时，就形成一个真实的阶级，每个阶级都是为了它自身的利益。

对此，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它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了一个阶级。”

在关于阶级的问题上，后来列宁又在马克思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定义，以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标准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

而到了现代，工人变成了一种职业，而不是一个阶级身份，工人们普遍享有各种福利待遇，享有晋升的可能，同时还有行业工会对他们进行保护，阶级之间不再是单纯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它们产生了一种合作共生。这也就大大缓和了阶级之间的对立。

但是世界没这么简单，随着这个社会的分工不断增加，人们从事的职业也不断丰富，阶级之间的划分越来越细，也越来越模糊了。这是当年马克思来不及看到的现象，是他的时代局限性。

今天，你可能跟你的老板或者员工都是朋友关系，大家合作共事，没觉得谁在剥削谁，或者谁在被谁剥削，这也是社会进步的结果。

我们虽然没有了太多“阶级对立”，但“社会分层”依旧存在，而且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社会分层的情况可能会愈来愈明显。

今天的中国，

一个人背负了太多社会性评价

*注：英文的class翻译成中文，可以是阶级，也可以是阶层。接下来在分析今天中国社会结构的过程中，更多采用的是阶层的分析框架。

中国今天的社会结构，又是如何划分阶层的？

已故的社会学家陆学艺在其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划分标准作了说明——

他发现人们凭借社会经验和主观感受对人群进行分类，主要依据三个方面的标准：

一、是否有钱（收入高低或拥有多少财产）；

二、是否有权（在政府或企事业单位中的职位高低）；

三、是否有文化（学历文凭高低）。

在今天的中国，经济资源、政治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量，决定着人们综合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着他人对某一个人的社会性评价。

譬如说，高收入人群，和在政府部门占有重要职位的人，他们都处于社会的中上阶层，因为他们掌握更大的话语权、更多的人脉以及各种资源，往往可以通过一个精英的人脉圈子，把一些棘手的问题解决。

但是那些低收入人群，来自郊县、农村地区的人们，他们就只能依靠自己，在很多事务上都没有发言权，只能以社会的弱势阶层存在。

因此，我们看到，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拼命想要在这个竞争的社会、这个残酷的世界上证明自身的价值。他们希望达成的目的就是，超越祖辈、父母辈，在大城市中谋得一席之地。

为了完成梦想，没有背景的农村大学生选择住地下室或是城中村，就好像前几年我们在新闻报道中读到的“蚁族”现象。农村大学生想要改变命运，实现阶层跨越，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廉思 主编

理想国 出品

对阶层的描述和想象，除了现实意义，也是很多文学作家关注的题材。很多科幻语言或者乌托邦、反乌托邦的文学作品，都写过类似的内容。

离我们比较近的，是2016年郝景芳写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

在《北京折叠》里，作者用物理空间的方式把北京分为第一、第二、第三，三个空间。第一空间主要是权力和经济资源占有最多的人，第二空间可以说是中产阶级，第三空间就是底层的劳动人民，比如书中的主角，一名垃圾工人就是如此。

虽在同一座城市生活，不同空间的人却有着严格的几乎不可逾越的划分和隔阂，仿佛生活在不同的物理空间里。从这一角度来说，北京折叠是确实存在的。

唐家岭地区，曾经的“蚁族”聚集地，现已被拆迁改造

折叠的北京，

却有共通的脆弱和危机

当然这个情况放到许多城市都成立，越是国际化的大都市，来自全国的、甚至全世界各地的人都会蜂拥而至，想在大城市里赚到钱，改善自己的生活，在大城市生活和生存的人的能力类型和大小本来就是不同的，这也就意味着不同阶层的社会分化就会越加明显。

而在小县城中，人们占有的资源和各自的能力相对来说差距没有那么大，同质性更加高，也就意味着两级分化相对也不会那么大。

我们看到在北京最底层的劳动者，基本都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住在哪里呢？其实除了做地下室的蚁族，还有许多人居住在北京的郊区，基本是六环外，许多是地铁的尽头，或者根本只有公交车没有地铁。

他们到底是谁？他们可能是你早上买煎饼果子时问你要不要多加一个鸡蛋的阿姨，是你下班回家遇到的水果贩，是街上随处可见的穿着黄马甲天不亮就清扫大街的环卫工人……白天，他们默默的为这个城市奉献着，晚上又远离城区，退回到边缘的地区去居住。

他们是这个城市发展建设中最不起眼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然而却因为受教育水平的低下，能力有限，只能从事出卖劳动力的工作，长期处在社会的边缘。

我曾经和清华建筑学院的老师合作，做过一个北京菜市场治理的跟踪研究。

在北京“以业控人”人口疏解的大背景之下，某一个大型菜市场于2016年被拆除后，我们对其中卖菜的菜农进行了追踪研究。

我们发现，市场拆除后，有72%的商户并未离京，仍主要在原菜市场周边3公里范围内新增的各类社区菜摊、菜站中从事自雇经营，有15%的商户在北京转行打工，真正离开北京的，只有9%的商户。与此同时，这些菜农在脱离原有的大型菜市场后，平均收入下降了20%之多。即便如此，他们依旧选择顽强的生活在北京。

他们为什么不走？

他们也希望通过自己在大城市里微薄而拼命的努力，可以改变下一代的命运，让自己的孩子不用再走“hard模式”，可以有机会实现阶层的流动、上升。

另一方面，有房有车，看起来生活优渥的中产阶层也对自己的境遇无法停止焦虑，即使在大城市过上了看起来体面的生活，却在内心依然在寻找“心安之处”。

因为竞争压力巨大，很多行业其实还是在吃“青春饭”，高薪是靠熬夜赶项目换来的。在行业裁员面前，担忧可能被后辈超越，失去自己现有的工作。于是我们看到近两年IT高薪工程师绝望跳楼的新闻。

很多中产其实是负资产人群，为了结婚，两家父母共同支付了房子首付，而他们自己身上还背负着沉重的房贷，劳动产出跟不上被通货膨胀稀释的财富速度。

因此，中产也是脆弱的，时时有着危机意识，在拼命努力和惶恐之间想要牢牢保卫、守住自己的一切，当然包括阶层。

中产们今天得来的一切是靠竞争和奋斗一路得来，因此，他们也会用同样的路径来教育孩子。

在巨大的升学压力面前，中产阶级们花钱不手软，从动辄几万的培训补课费，到高价的学区房，他们将期待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于是我们看到了“赢在起跑线”，甚至是“赢在子宫里”的极致追求，看到了家长眼里一场又一场输不起的育儿之战。

在这种种现象的背后，实际上都源于人们对于自身所处阶层的焦虑感以及不满足，源于人们一种想要向上流动、努力超越的欲望。

但我们有没有思考过，在今天，教育和阶层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如果通过教育，仅仅是为了实现阶层的跃升，是不是脱离了初心？

北大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认为，教育要重回学生的健康。不仅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精神的健康。

别让孩子过早地进入成人的状态，用每时每刻的竞争和焦虑不安的心理来扼杀教育，扼杀我们的未来。

父母寄希望于通过好的教育改变阶层，但其实更好的教育是超越这样的狭隘，看到比高分、名校、财富更重要、更受人尊敬的东西。

真正的教育不是赢得竞争，也不是让孩子完全顺从父母的心意，抹去自身独一无二的特点，雕刻成为长辈所期望的那样，过上世人眼里千篇一律的理想生活。而是让孩子能够努力在有限的人生里，延展出无限的生命力。

可悲的是，生活在今天社会中的我们，难以不轻易被社会评价体系裹挟，最终纷纷成为那随波逐流的一份子。